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的重要概念，也是指引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根本战略。在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多次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核心要素”的定位充分证明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他要素难以比拟和替代的巨大作用，深 入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需立足于五个方面。
一、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特征来源于科技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这一定义的具体内容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特征完全来源于科技创新。
首先，成功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的发展路径，需高度依赖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就是生产力持续发生变化的过程，生产力如果能够不断地优化更新，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成功；生产力如果长期停滞不前，就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遭遇巨大挑战。在此情形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必然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能够不断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并向更高水平、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式演变。显然，想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发展动能作为支撑，而无论从何种视角进行分析，这些新发展动能的孕育和产生都直接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这也是为何党中央多次提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根本原因。可见，科技创新是摆脱传统增长方式以及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根本支撑。
其次，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高度依赖科技创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而这三大特征的形成都离不开科技创新。高科技要求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是从投入端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高效能立足中间生产过程，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科技创新显然是生产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高质量则从产出端出发，对最终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样的逻辑，科技创新的广泛运用仍然是提高和保障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
最后，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同样高度依赖科技创新。新发展理念是我国新时代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根本遵循，也必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依据。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创新不仅居于首位，也在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格局中肩负“第一动力”的重任。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的新质生产力，就必然意味着应该立足创新发展这一根本动力，将创新贯穿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切工作。
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本质立足于科技创新
想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应该准确理解生产力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整个体系中，生产力概念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和定义。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仅在《资本论》中就先后使用了“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主体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直接的生产力”“潜在生产力”等多个不同的生产力概念。然而，不管这些不同类型的生产力概念出现于何处，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并使其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能力，仍是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一种定义。可见，从本质上看，生产力就是一种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不断提高这种能力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构成。导致生产力发生变化的原因，必然来源于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相比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新质生产力，是因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发生了相应的“新”变化。与此同时，由于新质生产力具有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特征，这些“新”变化想要真正促进生产力“质”的演变，就需要确保这些“新”变化依托于科技创新。
在劳动者的变化上，科技创新的作用体现为劳动者科技创新素质的提升。国内外的发展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教育培养和技能培训后，整个国家劳动力队伍的科技创新素质会大幅提高，甚至会出现一批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这无疑会极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在劳动资料的变化上，科技创新会创造更多的高效劳动工具，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动力。一般认为，劳动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关键指标，劳动工具越先进、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力水平就越发达，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无论是蒸汽机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电动机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都表明不断更新换代的劳动工具能够持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进一步分析这些助力生产力出现时代性、革命性、根本性变化的劳动工具可以发现，这些劳动工具都是当时科学技术创新成果的结晶。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以包含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新型劳动工具为前提。
在劳动对象的变化上，科技创新可以创造更多的新产业和新领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更多的载体。以我国的发展为例，近几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已经深刻改变甚至重塑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体系和居民就业体系，整个社会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产业和新职业，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能，也为新质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属性依托于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际发展形势与国内发展阶段演变提出的最新理论，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实际的特有属性。在2024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这一论断也指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核，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的内在关联。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除了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传统要素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到其他无形要素的影响。学者将这些无形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和影响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从相关理论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前者依赖科技创新，后者则强调制度和体制变革。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衡量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就表明经济发展动力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充分发挥了经济体制的效率优势和生产要素的规模优势，在很短时期内就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经济产业体系，迅速实现了整个国家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然而，随着发展水平尤其是产业结构层级的提升，过去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来实现发展的传统路径，开始遭遇巨大挑战和压力，具体表现为要素供需数量和质量开始出现结构失衡、产业持续升级的难度加大、发展的综合成本不断上升，这些不利变化对我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再一次强调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明确提出要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核心标志，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释放了更为清晰的信号。
一方面，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革新，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第一种动力来源，这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除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各自的革新外，三者之间的重新组合和优化，同样能够释放新的发展动能，这是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第二种动力来源。可见，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整体层面，新质生产力与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向高质量转型的过程。
四、新质生产力的演变动力集中于科技创新
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不是长期静止不动的过程，而是持续动态演变的过程，要素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制度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都可以带来生产力的变化。然而也要看到，不是任何生产力的变化都会导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实际上，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上，生产力虽然始终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但生产力真正出现革命性变化并形成新质生产力，只出现于数次工业革命时期。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固然会包含各个不同领域的“量变”过程，但也需要关键领域的“质变”作为动力支撑。从历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实际情形看，这些关键领域主要指的就是科技创新领域。
实际上，每一次引爆工业革命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当时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是全球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无论是蒸汽机给生产效率带来的巨大飞跃，还是铁路对传统交通和运输方式的颠覆，都表明英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领先程度、各类电器和汽车的普及程度、高等教育体系的强大吸引力，都是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体现。
从内在因果关系分析，之所以工业革命爆发地往往同时也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的爆发须以新的能源类型、新的产业载体、新的交通运输模式为前提，而这三大条件皆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在能源领域，每一次能源革命的爆发，都是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理论出现突破式创新的结果。而新产业类型的形成则依赖于新的产品材料、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商业模式等因素，这同样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新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不仅需要新的能源，同时还需要新的动力理论、新的机器机械作为支撑。
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加快孕育，各国为了抢夺工业革命先机已经展开了激烈竞争、进行了系统部署。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实力实现巨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已经由2010年的第30位上升至2023年的第10位，包括研发人员总量、专利申请量、SCI论文数量在内的科技创新成果指标都已经连续多年位于世界首位，大量新能源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成就也共同形成了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引擎。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要以颠覆式技术和前沿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契合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延续和发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优势，也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使得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工业革命的进程。
五、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求聚焦于科技创新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超大规模的统一大市场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牵引力，持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供给推动力，日益高效的营商环境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也要看到，在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的背后，还存在一些制约新质生产力顺利形成的因素。比如传统产业向外过快转移，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进程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冲击；部分领域“卡脖子”技术的存在，不仅严重威胁我国的发展安全，也形成了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产学研一体化机制的不健全，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干扰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进程等。
由此可见，当前制约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诸多因素都集中于科技创新领域，大量难题的症结也在此处。因此，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而增强科技创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能力，已是当务之急。
在遏制传统产业过快转移的问题上，要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因产制宜，根据不同行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难点，研发更多有助于让传统产业“降本增效”的技术、设备和工艺。在稳固传统产业已有优势的前提下，稳步探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始终处于稳定有序的环境。
在破除“卡脖子”技术的威胁方面，要加快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瞄准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技术短板，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政府与市场创新资源，建立针对“卡脖子”技术的集体攻关模式和机制。与此同时，健全支持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结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强化战略实施思路的方向预判和技术预见，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找准制约国家战略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强化战略性基础研究部署，以重大技术和工程问题等应用目标引导基础研究。
在提高产学研一体化水平上，在确保始终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快构建由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院所、高校和创新型领军企业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能力。同时加快推动相关产业、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大中小企业加快形成要素融通、技术互嵌、创新导向的深度合作机制，提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效率。
摘自《创新研究》